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后，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神州大地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出席這次會議的毛澤東在發言中突出強調：“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會后，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但全國的革命形勢依然處于低潮。

      由于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政治上還不成熟，對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等重大問題，黨內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此，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刻不容緩。

      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

      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大會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六大把工作中心從千方百計組織暴動轉到從事長期的艱苦的群眾工作，確定以爭取群眾作為黨的首要任務，把“左”傾作為主要危險來反對。

      大會通過的黨章，詳細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并在黨員管理制度和黨的組織機構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規定。

      黨的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在黨內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六大以后，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開展群眾斗爭，中國革命出現走向恢復和發展的局面。